偉大的海:地中海人類史(全2冊),大衛·阿布拉菲亞,電子書,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閱讀獲得

原創 qiangshuai521  2019-12-24 18:08  閱讀 30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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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400年到800年的漫長歲月中,地中海在經濟及政治上都陷入分裂:羅馬的皇帝們意識到,統治地中海周圍地區,以及歐洲大陸上萊茵河西部和多瑙河南部的大片土地,這一任務遠遠超出一個人的能力范圍。因此,從284年開始統治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以東部的尼科米底亞(Nicomedeia)為基地,將帝國的管理交給由共治皇帝組成的團隊,其中最先出現的是西部的另一位“奧古斯都”,后來從293年到305年又有兩名副皇帝或“愷撒”被委任,這套制度稱為“四帝共治”。[4]戴克里先在尼科米底亞的駐地本身是后來君士坦丁于330年建立“新羅馬”的前奏;君士坦丁曾考察過特洛伊這座羅馬人視為自己起源地的城市的遺址,后來卻選擇了商業中心拜占庭,拜占庭擁有極佳的港口和重要的戰略位置,地處連接黑海與地中海的商業要道。當然,另一個驚人的變化則是君士坦丁正式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性,而在此前的數個世紀中,基督教一直是地下宗教。

公元476年,西羅馬的最后一位皇帝,也就是名為羅慕路斯(Romulus)的“小皇帝”(Augustulus),被日耳曼人的軍事首領奧多阿克(Odoacer)廢黜。在此之前,意大利依然是西羅馬皇帝的駐地,但權力中心已經向東轉移,這一變化恰恰是對地中海經濟發展現實的適應。在東方,希臘化時期與托勒密時期的商業世界仍然繁榮,這里以亞歷山大、加沙和以弗所(Ephesos)等繁忙港口為中心,通過貿易往來以及共同的希臘文化聯系在一起。強調以城市為主體的東方和以農村為主體的西方間的對立會過于簡化,因為東部的主要人口仍是農民和牧民,且東地中海沿岸密布的鄉鎮以及多樣化的農業生產締造了更為復雜的經濟。當代之人仍能在博物館看到羅馬帝國晚期的埃及精美織物;大量的奢侈品當時在西西里島東部流通。更為日常的貨物在供應方式上已經發生了改變。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影響之一是埃及谷物的目的地從舊羅馬轉向新羅馬。[5]330年時,這似乎是一個無害的變化。在任何情況下,羅馬所需谷物的三分之二都由非洲供應。那是個繁榮的時代,當時迦太基已經成為地中海地區繼羅馬和亞歷山大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如果說帝國人口在3世紀末到4世紀可能由于疫病而大幅削減,那么北非諸行省的農業生產能力還是可以繼續為西羅馬首都提供補給的。羅馬與迦太基的元老和騎士階層擴大了他們在非洲的地產。[6]船東們的世襲行會得到帝國的保護,行會成員可享受減免稅收的特權,被賦予了騎士身份。盡管帝國財政并不直接干涉船東行會的管理,但它對船東的保護保證了谷物航線仍然活躍。非洲的農民也種植橄欖樹和葡萄樹以獲得收入,非洲也因向意大利和其他地區出口橄欖油和葡萄酒而繁榮起來。非洲赤陶不僅成為地中海的主要陶器,而且已深入高盧內陸乃至不列顛地區。返程的船只帶回了意大利的磚塊。這當然不是因為非洲人不會制磚,而是因為谷物商船船員在將谷物卸載后需要用磚塊來壓艙。[7]這是非洲,尤其是迦太基的黃金時代。這座城市布局合理,街道縱橫交錯,還有漂亮的建筑——迦太基人特別喜歡自己的斗獸場,甚至蠻族人的入侵威脅也無法打斷他們對這種娛樂的熱衷。迦太基人以其港口為傲,因為古迦太基的圓形港口被重建,圖拉真時期還有一座漂亮的六邊形外港建成。這座港口與皇帝在奧斯蒂亞附近建造的波圖斯構成了雙子港,如今“布匿港口”的輪廓仍依稀可見。[8]

非洲也是一個和平之地。從公元3世紀開始,遠離帝國中心的邊境地區就不斷遭到蠻族的入侵。在遙遠的不列顛,“撒克遜海岸的伯爵們”組織防線抵御跨越北海而來的日耳曼入侵者。在400年左右,成群結隊的哥特人、蘇維匯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侵襲高盧、意大利和西班牙,羅馬城在410年也遭到洗劫,但即使在這些災難發生的時候,非洲看起來仍非常安全。[9]阿非利加學者奧古斯丁(Augustine)——他后來成為希波的主教,并于430年去世——因羅馬被劫而感到震驚,然后在這種刺激下撰寫了他的不朽名篇《上帝之城》。在書中,他描述了一座天國的“城市”,它遠遠優于脆弱的塵世之城和羅馬帝國。然而,至少希波和迦太基似乎得到了海洋的保護。人們都知道蠻族人是很好的士兵,但不是優秀的水手。哥特人被限制在意大利,甚至無法跨越卡拉布里亞海灣前往西西里島。其他蠻族,也就是汪達爾人和阿蘭人,則向西進入了西班牙的群山之中。很難說他們這樣做可能帶來什么威脅。

汪達爾人屬于日耳曼民族,他們曾生活在今天波蘭南部的某地,與大多數蠻族一樣信奉阿利烏斯派的基督教,其教義主張:圣子與圣父并非同性,亦非同樣不朽,而是圣子由圣父所出。后來“vandalism”這個詞成為破壞的同義詞,但在公元1794年它才由一位法國主教造出,當時這位主教因革命者造成的破壞而感到深深的絕望。[10]可以肯定的是,汪達爾人樂于看見財物逐漸增加,因此汪達爾國王極不情愿將積攢的金銀用于發展經濟——經濟學家把這個過程稱為“囤積”(thésaurisation)。與此相對的是,阿蘭人源于高加索地區,從那里向歐洲東南部遷徙,他們的語言屬于伊朗語族,習俗與汪達爾人相去甚遠,例如他們并不蓄奴。這些看起來很不協調的盟友一起進入并瓜分了西班牙,但416年,他們遭到哥特人的軍事首領瓦利亞(Wallia)的攻擊與屠殺,后者所打著剛剛組建的哥特-羅馬同盟的旗號,這個同盟非常短命。這些蠻族相互攻擊的頻率遠遠高于對羅馬人的侵襲。據說,生活在貝蒂卡(Baetica),也就是今天的安達盧西亞的汪達爾人被全部消滅。但在這場慘敗之后,幸存者必須尋找其他土地生活。他們的目的是征服與安居,而不是劫掠與消失。這次他們選擇了非洲,這個決定看起來很合乎邏輯,因為那里距離他們最近。429年夏,在他們那瘸腿、無情的國王蓋薩里克(Geiseric)的率領下,他們越過了直布羅陀海峽。

丹吉爾(Tangier)周邊的廷吉塔納(Tingitania)由西班牙進行管理,這里是羅馬的土地但實際由毛里塔尼亞國王控制,這些國王在總體上與羅馬謹慎地保持著友好關系。相比于北非的其他地區,這里對羅馬的價值沒那么高,羅馬對于這種松散的聯盟關系也比較滿意。[11]同樣,蓋薩里克的興趣也在于控制非洲最富庶的區域。迦太基位于神眷之地,有著豐美的麥田與橄欖園,看起來比西班牙南部還要富足。[12]蓋薩里克需要將十八萬士兵與婦孺送到海峽對岸(這個數目表明貝蒂卡的汪達爾人幾乎被殲滅的說法過于夸大了),[13]但他沒有船,而且在這片海域擺渡的船只最多能搭載七十人。如果他真的能夠籌集到數百艘這樣的小船,那么他手下這些人也要大約一個月才能橫渡海峽。但他仍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該到哪去籌集這么多船。蓋薩里克選取的路線是從大西洋一側橫渡直布羅陀海峽,也就是從西班牙最南端的塔里法(Tarifa)前往丹吉爾與休達之間的海灘。這是一段短暫的航程,但即使在夏季,所經水域也相當危險。經過一次一次地不斷往返后,蓋薩里克終于將汪達爾人和阿蘭人帶到了廷吉塔納,但他們并未在廷吉塔納長期逗留,而是向東穿過陸地,經過長達三個月的跋涉,在公元430年5月或6月到達了希波。希波堅持抵抗了十四個月,這是因為汪達爾人并不擅長攻城戰,而且希波的羅馬城墻也比較堅固。這樣的羅馬城墻很好地展現了羅馬人的深謀遠慮,因為在經歷漫長的“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和平”后,城市的防御極易被忽略。那些身在城中向外張望的人當中就有希波主教奧古斯丁,他在圍城期間逃離了。他可以進行反思:此前信奉異端的蠻族給羅馬帶來的破壞,如今威脅到了他所在的行省。

希波淪陷后,新的阿利烏斯派教規建立起來,將近五百位大公教會主教因為遵循尼西亞大公會議的立場而被驅逐出他們規模通常較小的主教區。這標志著阿利烏斯派終止了對大公教會的容忍。此后,迦太基也被征服,不過在這一過程中蓋薩里克是頗有耐心的:這座城市于公元439年陷落,在那時迦太基周邊的所有地區都已經落入汪達爾人之手。迦太基成為汪達爾王國的新首都。然而,非洲的汪達爾人并不是破壞者,大多古老的傳統與秩序都被他們承繼下來。蓋薩里克意識到,他不能只統帥自己的臣民,不能僅僅像其正式尊號“汪達爾人與阿蘭人的國王”(rex Vandalorum et Alanorum)所描述的那樣。[14]442年,汪達爾人與羅馬人締結和約,其條款規定汪達爾人的國王負責整個地區的統治。盡管蓋薩里克把搜刮的大量黃金囤積在國庫中,但沒有證據表明汪達爾人的統治導致了經濟的衰退。新的建筑工程還在進行;東方的商人帶著拜占庭的貨幣來到迦太基;北非商人繼續到東方經商;迦太基的美麗海港也得到修繕。[15]在汪達爾統治時期,出口到迦太基的東地中海雙耳罐數量顯著增長。迦太基人也使用本地出產的赤陶精品進餐。事實上,北非的谷物不再被征用以補給羅馬,而是由當地商人經營,這推動了經濟的發展。[16]汪達爾人喜歡東方的絲綢,喜歡浴場、宴會和戲劇,還熱衷于劃船。他們贊助羅馬詩人的創作,與生活在意大利的哥特人一樣被羅馬化,那些哥特人也開始美化他們在拉文納的統治中心。[17]雖然拉丁語和使用范圍更小的布匿語是非洲的通用語言(lingua franca),但汪達爾人與哥特人一樣,仍然一代又一代地保留著自己的日耳曼名字[古薩蒙德(Gunthamund)、瑟雷薩蒙德(Thrasamund),等等]。汪達爾人的征服并未擾亂鄉村的生活,這一點可由汪達爾統治中心發現的木制地產記錄板證明,它們被稱為阿爾貝蒂尼記錄板(Alebertini tablets)。[18]事實上,古老的制度不但沒有行將就木,反而生機勃勃、充滿能量。非洲西北部的羅馬人、布匿人和摩爾人靠海運為汪達爾人提供各種補給,以維持汪達爾王國的存續。[19]船只用于貿易,當局勢發生變化時還需要運送軍隊。533年,汪達爾國王蓋利默(Gelimer)將他擁有的一百二十二艘艦船派往撒丁島鎮壓島上總督的起義。汪達爾人并沒有修建傳統式樣的戰艦;當他們越過海洋前去征服其他地方時,船只僅發揮了運輸馬匹和武器的作用。[20]

汪達爾王國的范圍遠不止羅馬帝國時的阿非利加行省。早在侵入阿非利加之前,汪達爾人已經派兵攻擊巴利阿里群島;公元455年,他們正式吞并該群島。[21]在功勛卓著的羅馬將軍埃提烏斯于454年去世后的第二年,無能的西羅馬皇帝瓦倫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被暗殺,這為汪達爾人提供了新的機遇。[22]455年6月,汪達爾人開始了一場極為大膽的遠征,軍隊被派往羅馬。遠征不是阿利烏斯派對大公教會的圣戰,而是劫掠:汪達爾人得到的指示是不要破壞,不要屠殺,只需尋找珍寶,特別是皇帝的珍寶。他們帶著豐厚的戰利品滿載而歸,還包括相當多的奴隸(他們處理奴隸時毫不留情,直接把夫妻、父母及子女拆散)。根據一些記錄,他們掠奪的珍寶包括提圖斯從耶路撒冷圣殿劫掠的燭臺與其他各種金器,它們作為戰利品一直被保存在迦太基,直到534年拜占庭人收復該城。[23]蓋薩里克還在455年或456年奪取了科西嘉島,作為其造船業的木料來源地,而大公教會被流放的主教們被迫在島上砍伐木頭。與此同時,汪達爾人還曾征服撒丁島,不過大約在468年他們失去了該島,直到482年前后才收復。他們在島上定居,與那些從非洲來到此地的摩爾人一同居住,這些摩爾人被稱為“蠻族”(Barbarikinoi),撒丁島東北部荒無人煙的山區因此被命名為巴爾巴吉亞(Barbargia)。在征服西西里島方面,汪達爾人也毫不遲疑,從440年就開始對西西里海峽無情地發起攻擊,之后從461年或462年起年復一年地劫掠該島。而且他們還成功地削弱了羅馬人對西西里島的控制,但就在蓋薩里克去世(經過半個世紀各種征戰之后終于在477年去世)不久前,汪達爾人與日耳曼將軍奧多阿克達成協議。奧多阿克在數月前廢黜了西羅馬的最后一位皇帝,如今以意大利國王的身份進行統治。奧多阿克為西西里島向汪達爾人納貢,但只將馬爾薩拉(Marsala)附近的西部岬角交由汪達爾人直接控制。盡管如此,汪達爾人此時看來似乎馬上就要將西地中海的三座糧倉——阿非利加、西西里島和撒丁島全部收入囊中。在蓋薩里克統治的末期,汪達爾人感到他們已經從西西里島和意大利獲得了足夠多的東西,于是開始侵襲希臘和達爾馬提亞沿岸,蹂躪了愛奧尼亞群島中的扎金索斯島(Zakynthos)。

汪達爾人創造的海上帝國極具個性。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支持了公海上的海盜行為,他們的國王對商業也沒有太大興趣。他們很清楚,在控制帝國的谷倉的時候,他們就相當于扼住了羅馬的咽喉。汪達爾人對谷物運輸的介入加劇甚至直接導致了大約發生于公元450年的意大利饑荒。他們并沒有與羅馬帝國的艦隊發生沖突,因為那種類型的海戰當時已經很少見了(不過,在5世紀60年代蓋薩里克成功地摧毀了兩支拜占庭艦隊)。汪達爾帝國的巔峰是其創立者蓋薩里克的統治時期,在他477年去世后的六十年間,汪達爾人一直是一支強大的力量。到500年,信奉阿利烏斯派的東哥特人(Ostrogoths)統治著意大利,信奉阿利烏斯派的汪達爾人控制了北非,信奉阿利烏斯派的西哥特人(Visigoths)統治著西班牙和高盧南部。在新羅馬建立后的一個半世紀里,地中海的政治、民族和宗教版圖發生了徹底改變。分裂正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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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種分裂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可以理解為西地中海逐漸與東地中海分離;可以理解為東西兩邊都爆發了一系列危機,東部遭受嚴重打擊,但比西部恢復得更快、更果斷。大規模入侵在早期對于以拜占庭為中心的東羅馬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但西羅馬的皇權消失了,而與此同時,東羅馬的皇權卻在哥特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大規模侵襲下幸存下來,即使入侵者在公元7世紀一度在君士坦丁堡兵臨城下。7世紀時,希臘的大部分土地都處于斯拉夫部落的控制之下。整個地中海的經濟同樣遭到破壞,但造成這種結果的是此前沒人見過的襲擊者。6世紀40年代,地中海遭遇瘟疫,它可能是腺鼠疫和肺鼠疫,在病理上與14世紀的黑死病比較相似。[24]與黑死病一樣,查士丁尼時代的瘟疫奪去了大量人口的性命,約占拜占庭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并且以城鎮居民居多。地中海東部冬季的寒冷與干燥導致了干旱和饑荒,而在更往東的地區,類似的氣候變化可能使原先盤桓在東亞的瘟疫被釋放出來,開始向西傳播。[25]此外,羅馬帝國晚期經歷的寒冷氣候也導致土地退化,而原先種植葡萄以及橄欖的梯田被逐漸荒棄,引發了山體滑坡和土壤侵蝕。但這里同樣存在到底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葡萄園和橄欖園的荒棄意味著需求的減少,那么一定有某種因素導致了需求降低。另一種觀點認為地中海周邊的人口膨脹導致對土地的過度開發,因為大量人口需要更多的谷物,原本種植樹木和其他植被的土壤因此裸露出來,導致表層土壤被河水帶到河口,進而引起了河口的淤塞。如此一來,一系列生態問題(因為當時的人們尚無法正確評價自己的活動所產生的影響)破壞了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壤,導致了饑荒與干旱。因此,有人認為早在瘟疫發生之前,地中海周邊地區就已經出現了人口萎縮的現象,所以在瘟疫到來后,已經相當脆弱的人們遭到了沉重打擊:經歷食物短缺后人們對疾病的抵抗力十分低下,致命性不那么強的地方瘟疫也不時暴發。[26]所有這些并不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我們也有足夠的證據可證明,在北非、小亞細亞的以弗所、希臘的奧利匹亞、撒丁島的諾拉以及意大利西北部的盧尼,都出現了這種河口淤塞的情況。[27]

雖然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統治下發生了瘟疫,但他仍然積極重建地中海范圍內的羅馬秩序。在瘟疫暴發之前,查士丁尼已經收復了迦太基(公元534年),向那座城市投入大量金錢:他在過去著名的圓形海港處又建了一座新的港口,還重建了城市的城墻和護城河,因為一個世紀之前發生的事情表明,即便是地處非洲的城市也會遭到陸上襲擊。在攻陷汪達爾王國之后,查士丁尼的大將貝利撒留(Belisarios)接著在意大利發動了哥特戰爭。拜占庭的軍隊駐扎在西西里島,就在迦太基陷落的兩年后,他們憑借一個經典的計策經由一條引水渠拿下了那不勒斯。查士丁尼認為意大利的收復事關自己的聲望,曾經是東哥特諸王根據地的拉文納再次成為帝國的官員,也就是總督的駐地,該城位于克拉西斯的外港也再次成為拜占庭的海軍基地。那不勒斯海港興建了防御工事,因為當貝利撒留為皇帝奪回該城時,其敵人哥特人還在繼續暴亂。[28]拜占庭的力量甚至延伸到了熱那亞附近的海岸——這個中世紀的偉大貿易中心出現了經濟活動的最早跡象。[29]查士丁尼毫不擔心同時在數條戰線作戰的壓力,還派軍隊前往西班牙南部,從西哥特人手中奪取了卡塔赫納周邊地區的控制權。隨著撒丁島以及巴利阿里群島重新被拜占庭控制,一條商業紐帶把拜占庭的核心地帶同休達和直布羅陀海峽連了起來。

查士丁尼重建泛地中海羅馬帝國的嘗試耗盡了君士坦丁堡的資源,并一度引起經濟危機。意大利在戰爭與疾病中遭到了嚴重破壞。[30]雖然瘟疫過后人口大幅削減,但查士丁尼仍積極地改善港口并加強港口城市的防御工事。為了增強君士坦丁堡與意大利之間的聯系,他在都拉基烏姆(Dyrrhachion,古代的埃比達姆諾斯)的周圍建立了一圈宏偉的城墻與高塔,今天仍可看到這些建筑的部分遺跡。都拉基烏姆城位于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陸路也就是艾格納提亞大道(Via Egnatia)的終端,但科林斯為經由愛琴海的海路也建造了類似的工事,盡管在嚴重瘟疫的襲擊下該城的大量居民已經逃往愛琴海上的艾伊娜島。[31]關于迦太基,我們可以講述類似的故事。港口的建立并沒有激發迦太基的經濟活力。拜占庭收復迦太基之后,來自東方的雙耳罐數量急劇減少。奇怪的是,在來自東方的政治勢力控制該地后,當地與東方的商業聯系反而減少了。商業的衰落可能是國家打算重新控制谷物貿易造成的。[32]

對于東地中海來說,公元6世紀同樣是一個命運多變的時代。以弗所同雅典和德爾斐一樣經歷了嚴重衰落;而亞歷山大在6世紀中期之前仍然十分繁華,約有十萬居民。但是,也有一些地區顯示了新的活力:在一場地震后,克里特島上的戈提那(Gortyna)在7世紀新建了很多漂亮的建筑,成了一個成功的制陶中心。克里特以及塞浦路斯擁有的一個優勢是入侵的斯拉夫人并沒有抵達這些島嶼。7世紀早期的大量金幣可以證明,這些島嶼一直非常繁榮。愛琴海上的一些島嶼,例如薩摩斯和希俄斯,成為人們逃避斯拉夫人的避難所,在其他地區人口大幅削減的時候,新居民的到來使這些地區變得生機勃勃。[33]《羅得海商法》(“Rhodian Sea Law”)成為拜占庭內外使用的標準海洋法。[34]除了北方的蠻族之外,拜占庭還面臨著希臘世界的老對手——波斯諸王的威脅。波斯人的入侵對地中海沿岸諸城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616年以前,薩迪斯一直是很有氣勢的地區首府,擁有大理石鋪成的街道、各式柱廊以及地中海地區最大的猶太會堂之一。這座城市后來被波斯人摧毀,只留下被焚燒后的廢墟,此后這座城市再也沒有被重建。曾經因圖書館而享有盛名的帕加馬(Pergamon)也有著類似的命運。[35]

盡管遭遇了災難,一些傳統的商貿網絡仍很活躍,甚至重煥生機。在拜占庭重新掌控拉文納后,波河流域的谷物從克拉西斯向外地輸送。另一方面,那不勒斯與曾為它提供大量谷物的非洲的聯系減弱了。那不勒斯的考古地層反映了這一點:公元6世紀的地層中有大量的非洲赤陶,而在這個時期其數量已經大幅減少。[36]與非洲赤陶的減少構成對比的,是那不勒斯出現的大量來自東地中海的陶器,包括來自薩摩斯的雙耳罐。薩摩斯是在斯拉夫人統治下的希臘本土迅速衰落的大背景下繁榮發展的島嶼之一。[37]事實上,羅馬、拉文納、敘拉古和迦太基出土了約六百件薩摩斯的陶罐,因此這些位于意大利和非洲的新收復地很顯然與東地中海保持甚至加強了聯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島仍然與外部世界保持著交往,且倫巴第人統治下的南意大利地區能夠鑄造金幣。對于拜占庭來說,亞得里亞海是一個偏遠的湖泊,正是在這個時期,第一批泥濘的港口初現端倪,它們后來發展成了威尼斯。而在更往西的地區,形勢更加嚴峻。盧尼嚴重衰落且未能復興。在600年前后,盧尼的居民只能制作鉛幣。[38]拜占庭與熱那亞之間有一定的聯系,但似乎更多是政治聯系而非商業聯系。馬賽依然是西地中海商業中心的領頭羊,但只是過去那座偉大希臘城市蒼白無力的影子而已。來自東方的雙耳罐的數量在6世紀銳減,以至于到600年,其數量只有500年前后的四分之一;到7世紀,這樣的雙耳罐徹底消失。與之相對,非洲雙耳罐的數量在6世紀出現了復蘇,由此可知西地中海的中程貿易仍要經過馬賽。與東方的聯系并未完全終結。圖爾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也就是為高盧可怕、殘忍的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諸王編史的歷史學家,曾提到來自加沙和勞迪西亞(Laodicea)這兩處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的港口的葡萄酒。[39]一艘格列高利所處時代的沉船很好地印證了這份記錄,沉船遺跡發現于法國南部克羅港(Port Cros)的周邊水域。船上裝載了來自愛琴海和加沙的雙耳罐,罐中盛放了葡萄酒。[40]

在現在發現的沉船中,可確定為活躍于這個時期的有八十艘。公元600年前后,一艘船在法國南部海岸沉沒,船上裝載了瀝青、北非的陶器、加沙的雙耳罐,以及胡亂刻著希臘字母的大水罐。該船相當簡陋,船板很薄,各個組件契合度也不高,所以它的沉沒令人感到毫不奇怪。這艘船并不大,排水量不超過五十噸,最多能裝載八千摩底麥子,這個重量只占羅馬谷物商船載重量的一小部分。[41]6世紀和7世紀的船只小于羅馬先輩們使用的船只。在土耳其附近的亞西·阿達(Yassi Ada)出土了一艘約626年的沉船,該船使用的釘子比羅馬人造船用的釘子輕很多。這艘船的排水量超過五十噸,制作相當廉價,“其壽命只能持續到開始獲利的那一刻”。[42]然而,在這樣一艘船上還有一間貯藏豐富食品的廚房,而且它的屋頂還是瓦制的,房間中的碗、盤子和杯子表明該船來自愛琴海或君士坦丁堡。[43]偶爾,一些裝載貴重物品的船只也會遇難:西西里島附近的“馬扎梅尼號”(Marzameini)沉船就攜帶了三百多噸的綠色和白色大理石,其沉沒時間約在540年。這艘船裝載的是用來裝飾教堂的內部飾物,拉文納和利比亞有類似的教堂。這些精美的器物被裝載上船,作為彰顯宗教統一的宣傳物越洋過海:教堂裝飾風格的統一可以體現的是一位皇帝(即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一種教義。[44]來自東地中海的沉船是對島嶼城市和海岸城市間緊密聯系的進一步反映。土耳其西南海岸的伊斯坎迪·布爾努(Iskandil Burnu)出土了一艘約6世紀末的沉船,船上裝載了來自加沙的葡萄酒,還有一種經鑒別屬于符合猶太教教規的潔凈砂鍋,因此很可能這艘船的船主是位猶太人(就像之前阿瑪蘭圖斯的故事中那位5世紀初的猶太船長)。[45]

在賬務收支方面,拜占庭既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也體現了持續的發展活力,后者集中體現為東地中海的島嶼經濟。當然,這種局面在瘟疫造成人口驟降后才顯現。地中海的商業版圖被重新勾勒,古老的商業中心走向衰退,而新的中心迸發了活力。幸存下來的經濟活力的種子散播在拜占庭統治下的地中海,為8世紀和9世紀的復興提供了可能性。而在更遙遠的西部,復蘇的速度更慢,難度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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